马航失联事件 保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所以，从代议会期的角度看，为参议会设常驻会，实质上即对短会期理念的变通修正，其要义在于人民代议机关的常设机关要经常开会，即实行某种长会期。
那么，如何进一步证成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一论点呢？对此论点，主要论据有三： 其一，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法治政府目标中即有诸多建设法治社会的内容。在法治社会中，应把公民、其他社会组织、政党团体等包括进来。
第二个优势是相对于人治社会更容易地保持社会稳定。其二，社会公权力组织的生长、发展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产物。为什么又说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呢？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只有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才能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适宜的环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法治生态文明全面、协调推进，则是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必须。只有在法治国家的条件下，社会共同体才会蓬勃生长发育，国家公权力也才会主动地向社会转移，社会公权力发展壮大了，才谈得上建设法治社会。
其二，政府是社会的手段，政府是由社会产生并且为社会存在，而不是相反。[9]现代公权力控制和制约机制不仅包括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和制约，而且包括对社会公权力的控制和制约。那么，如果普通法法院可以控制议会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它又该如何控制呢？这就是司法审查。
相比之下，议会制定法的合法性更低。但无论如何，这种体制的形成源于如下事实：今天英国宪政的体制和框架，其实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自由传统和诺曼征服所带来的集权传统。根据维诺格拉多夫的研究，在封建体制下，领主和封臣之间存在一种封建契约关系，依此他们之间相互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亨利三世即位时年幼，贵族们遂组成委员会予以辅政，这个委员会已不再仅限于先前御前会议的成员，而是扩及到了更大的范围。
该学说认为，普通法是由超出人们记忆之外的习惯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发展而来，它是整个王国历代智识的体现，是全体民众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如此，议会的立法实际上必然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左右，它必然要考虑有组织的民意，必须和商会、工业联合会、工会等组织进行协商。
因此，自由的真谛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知道自己应该该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而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则是一个开放、平等、民主、审慎理性的场所和过程，它在控制议会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偏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应该在英国的宪政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6]普通法如此，它所保护的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样如此，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普通法就是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救济之法，普通法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它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变化所引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时时行为劳作，故作为行为之可能性的权利对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若大选的结果仍与被解散的议会相一致，则国王不得再次解散议会。说法律历经世纪而不变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法院就能够保护公民权利，抵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所谓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
它强调普通法的连续性，以区别于制定法的权宜性。有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这样的制度奠基者，也有约翰这样的失地者和制度的破坏者。
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的任何一院，抑或选区、法院，都不可能推翻议会通过的法律，或宣告它无效。不过，之后的詹姆士二世并未吸取其列位先王的教训，无法在国王和民众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最终导致1688年的光荣革命。
并认为，是法律造就了国王，而不是国王造就了法律，因此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此外，很多世俗的法律家也力图通过神对王权进行制约，如布拉克顿曾提出：国王虽在所有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第三，戴雪提到的一个悖论也推翻了议会至上的绝对性：议会不能阻止未来的主权者（新一届议会）推翻其已经制定的法律，即前一个议会不能阻止后一个议会废除自己已经制定的法律。二、国王开始淡出直接的行政管理。我行我素则不仅是颜面尽失，而且还会产生法律上的严重后果。艾伦争辩说，普通法实际上是一个汇集这个政治体中智慧的原则库，因为作为不断演进之道德理性的贮藏所，普通法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可以提供反映和体现这个族群经验及持久价值的共同道德。
封建契约中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对于英国人权利和自由内容的影响非常大。前文提到的梅特兰对庄园封臣（自由地产保有人）和农奴之间区别的调侃，就体现了这两种人与领主之间不同的关系：自由人与领主的关系是由法律确定的，而农奴与领主的关系则完全是由领主说了算。
所有人，不分等级，都平等地受到普通法院和普通法律的统治和管辖，没有人可以处于法律之上。这里的确定（define）显然也并非从上而下的恩赐，而是根据过去的社会实践进行的总结和归纳。
二是规范议会特权（privilege）的行使。而《大宪章》则是骑士阶层要求国王确认并尊重自己依照习惯法所享有之权利的最著名的尝试，以至后来每位国王在即位时都要对《大宪章》进行重新确认，或宣誓要保护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
[12] 参见F. W. 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正是法治政府这一观念的逻辑决定了要求更高等级法律……。此外还有无数的细节，以使之广泛扩及为实现正义所需要的每一个角落。但这种观点背后体现的仍然是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
比如它没有统一的、成文的宪法法典，因此无论是对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宣示，还是对公权力的规范，都只是体现在一般的制定法和普通法之中。通过对议会法律的巧妙解释，法院不断地发现议会法律隐含的要求，从而不断地拉伸越权无效的准绳，使它能够包容法院希望的任何意思。
法治原则的含义是，一切人的一切行为皆应遵守法律或有法律依据，或不得与法律相违背。但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就停止参加内阁的会议了，因为他们都不讲英语，对英格兰的内部政策也几乎不闻不问，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汉诺威。
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英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宪政有着诸多的不同。在英国，分别对应这两部分的就是王室和内阁，女王是宪制之尊荣部分的首脑，首相则是有效率部分的首脑。
国王的大臣需要由议会为其选择……但国王仍在通过其大臣对国家进行着治理，他仍然需要参加枢密院的会议并作出决策。而只有规则是明确、确定的，民众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是确定的，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政府的行为之后果才会有预见性，我们的心理才会平静而不是忐忑不安。万一国法竟被侵犯，在此际，阁臣惟有请命于巴力门，随后通过一宗赦免法案，以求庇护。而霍布斯、奥斯丁的观点则将法律视为了主权者权威的结果、主权者的意志，这成为了后世英国实证主义法学的源头
这意味着，党在行使立法与国策建议权、宪法解释与审查建议权之时，不能提出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的建议。在这种态度下，关于领导权的规范就不便在《宪法》序言中体现。
所以，分析党的领导行为具有怎样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意义，就需要从法律(而非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来理解、解释和规范党的领导行为，即分析领导权的性质、特征、主体、客体、内容等问题。这项权力作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的立法权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权。
(三)阐明领导权是建设法治政党、落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迫切需要 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认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中国梦，关键在于党，因而要推进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法治化在全社会全世界树立法治政党的伟大形象。(4)处理的事务不同:只要不是宪法和法律明令禁止的事项和行为方式，只要不属于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专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行为方式，党都可以进行领导。